醉驾是否定刑 其实不必急于表态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(八)》，醉驾自2011年5月1日起，否定醉酒驾车将以犯罪论处。必急全国警察雷厉风行，于表查处酒驾、醉驾醉驾不遗余力，否定法院及时开庭，必急审理醉驾案件。于表高压之下，醉驾酒后驾车的否定人数明显减少，五一节期间，必急醉驾肇事的于表数量也急剧下降，路上行人安全感大增。醉驾

5月10日，否定最高法党组副书记、必急副院长张军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表示：“不应仅从文意理解刑法修正案(八)的规定，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，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。”简单地说，就是要给新增法条附加一个条件。《刑法修正案(八)》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：“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，处拘役，并处罚金。”也就是说，只要醉驾，一律入刑，不需要任何条件，而最高法副院长却引用“刑法总则第十三条”，提出“危害社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，不认为是犯罪”。

这里只提一个问题：刑法各法条的规定完全属于立法机构全国人大的权力范围，立法时没有附加条件，作为司法机构的最高法院，能否增添“但书”?按照司法的基本精神原则，法院的裁量权只能体现在量刑上，而不体现在定罪上，定罪要由法律规定。作为最高司法机关之一，最高法只需认真执行人大制定的法律，在基层法院审理案件适用法律遇到困难时，可以给予技术性的指导，不能随意给法条增添附加条件。否则，法律的尊严何在?立法机构的权威性何在?

即便退一百步，姑且承认醉驾应该区分“危害社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”与否，《刑法修正案(八)》的相关法条中也已经有了规定。而按照《交通道路安全法》，醉驾本来就是“酒驾”的严重形态，凡经测定，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80毫克/100毫升的机动车驾驶人属于醉驾。这已经非常清晰地、可以量化地说明醉驾者可能行为失控的严重程度，没有必要再增加一个含糊其辞的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”。只要尊重司法实践，就会得出“模糊的法条无法执行”这个结论。相反，如果明知法条必须清晰，具有可操作性，还引入模糊概念，只会制造对醉驾的执法困难。

《刑法修正案(八)》为什么不像最高法那样，给醉驾附加“社会危害程度”的条件?不是人大代表疏忽，而是对像醉驾这类危险行为，必须防患于未然，整治醉驾根本上是为了拯救生命，包括醉驾者自己的生命和可能被醉驾者伤害的无辜行人的生命。如果不从可能性的角度来判定“情节是否显著轻微，危害是否不大”，难道非得等交通事故发生之后，再根据伤亡严重程度来定罪量刑?

去年有国外媒体报道称，一个醉驾被查到九次的驾驶员，虽然一次都没有肇事，也被法官判了无期徒刑，理由是“对于一个屡教不改的酗酒成瘾的人，不能等他成为马路杀手之后，再来亡羊补牢，因为死者不能复生”。

据此推理，如果为醉驾入刑添加附加条件，究竟是为了等无辜死者出庭自诉，还是肇事司机的亡灵来投案自首?任何一个人都清楚，醉驾除非发生在无人区，否则谁也无法预料可能的社会危害到底有多大。如果没有办法预见，还执意引入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”这样的附加条件，公民不视之为刻意的人性冷漠，就是把《刑法修正案(八)》保护公民包括醉驾者生命的根本要旨也遗忘了。

近年来醉驾肇事屡屡引发惨祸，失去安全感的公民往往把责任归之于交警部门的工作没做好。现在有了醉驾入刑的法律规定，公安干警正在努力执法，刚刚有一个良好开端，初步赢得公民的认同，可是，醉驾入刑的执法才进行了10天，最高法就急于表态定调。立法不是最高法的活儿，道路执法也不是最高法的活儿，最高法尽管坐等案件移交法庭，干好自己的活就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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